纪念伊莎白 | 来到中国与柯鲁克的选择

伊莎白·柯鲁克女士，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于2023年8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1915年，伊莎白生于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在20世纪40年代初，她遇到了大卫·柯鲁克，从此投身革命，并加入英国共产党。柯鲁克夫妇撰写的两部《十里店》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土改运动的一扇重要窗口。她在北外耕耘了半个世纪，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桃李满天下。伊莎白在2019年荣获“友谊勋章”，近年出版了她的传记《我用一生爱中国》。

这里转载《柯鲁克自传》中的片段，为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对中国基层生活的生动记录。怀念伊莎白女士，她把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文章选自《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英] 柯鲁克 著 王烁 译 三联书店2023-1）

十里店的八个月使我必须否认

农村生活存在着“愚昧”

*本文为《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第九章，原题目为《农村生活的智慧（1947—1948）》，标题系编者修改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到“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但至少对我而言（伊莎白之前就在中国农村生活过），十里店村的八个月是一段启发心智而非闭目塞听的时光。伊莎白和我曾写过三本关于十里店及附近村庄的书。第一本书的前言、序言和后记摘选部分如下：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中期，笔者乘驳船沿京杭大运河航行，穿过无人区，进入解放区。1947 年 11 月底，到达了十里店，包含十里店在内的一系列村庄便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

从东边二十多英里处的武安县城往十里店走，土路沿着鹅卵石散布的河床蜿蜒，河水一年里有九个月是干涸的。河谷渐渐变窄，山坡随之陡峭，坡的低处是辛劳开垦出的梯田，坡顶经风吹日晒而荒凉——“像和尚的脑袋顶一样光秃秃”。临近村子，道路和河水都向南转去；这里的石头地约四分之一英里宽，河谷底部大部分的肥沃土壤都被往年的洪水冲走了。

远远望去，眼前貌似是两个村子而不是一个。河谷低处横跨大路的是村子的主体，人们通常叫它“下街”；东北方向沿着山坡爬上去的是“寨上”，地主们曾经的寨堡。

寨上所有院子的门都朝里开，房子背面光秃秃的，后墙上很少的窗户又小又高，令人生畏。

寨子较低的那一边，山坡呈断崖状，将寨子围墙衬托得更加高大威严。寨上现有两道大门，当今仅有装饰作用，但靠近山坡的那条道只通狭窄的人行步道，面向下街的那条道则连接着陡峭的 S 形石头堤路，由大路上轱辘轱辘而来的带轮子的车辆至今只能望寨兴叹。寨堡的建筑形式诉说着地主和农民关系的种种过往。

我们于 1947 年 11 月底到达十里店。玉米秆还在村周围的田地里挺立着，不过玉米棒子已经被掰干净了，金灿灿地堆在村子外围土压的打谷场上，在寨上和下街之间也能看到晾晒在灰色水泥房顶上的玉米沐浴在秋日阳光里，间或露出一些优美但没有实际功用的曲瓦屋顶。

我们的骡车颠簸进了下街别致的南门，这座不和任何墙相连的门与其说是为了起保护作用，不如说是为了起装饰作用；因为下街——不像寨上——自古以来就是没什么财富需要保护的人的家。优雅的拱门上方用白色大字写着旧时流行歌曲里填的新词“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

以上就是笔者对 1947 年 11 月的十里店所做的介绍。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英文版和中译本

在村子安顿下来后我们被要求提交一份书面计划，说明我们在解放区想干什么。我们所提交的是一份对某村土改进行深入研究的大纲。

与此同时我们应邀住进设在十里店村的边区政府招待所。这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其实离我们的目标近了一步：“招待所”由散布在不同村民家的屋子组成。我们在某一家睡觉，在另一家吃饭，在又不同的一家和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见面。加之我们被允许在村里自由活动，这样就有了相当多非正式观察的机会。不久后我们得到了进一步许可，边等待对研究计划的正式批准边对村子开展初步调查。

土改工作队到达之前、进驻期间、离开之后的八个月里，我们在十里店村收集资料，这意味着彻底融入农村生活。对伊莎白和我而言，十里店成了世界的全部——真实的世界，而非我早先想象中的理想化边区。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先是进入无人区、而后进入解放区时，我曾天真地以为一旦踏上梦想中的乌托邦，就连普通的田地也会看起来更可爱。其实不然。先乘吉普、后坐骡车经过村子时，我做梦也想不到眼前带泥巴墙的拥挤的平顶房子里，或是瓦片覆顶的灰砖石房子里，生活是何等复杂。我曾以为这里的生活即便算不上愚昧，至少也是简单的。很快我发现我才是头脑简单的那个。要详述我的启智过程就相当于我们三本著作的内容简介了，我只讲讲自己学到的几课吧。

我首先领教的是贫穷的含义，因为自己的无知，我从没预想在解放区会面对这样的贫穷。

一个十来岁的矮个子男孩被打字机的声音吸引，不请自来进到了我们屋里。他没有敲门然后等待“请进”，个人隐私的概念在中国封建传统中闻所未闻。打字机的嗒嗒声令他惊奇不已，然后他看见了墙上讲述“白毛女”故事的连环画。“嘿，这些人我都知道：这是杨白劳同志（一个年老的贫苦农民），这是八路军同志（女主角的未婚夫），这是地主同志。”我们纠正了他混乱的阶级概念，注意到他指着连环画的煤球一般黑的手指头，于是我问他为什么不洗洗脏手。他惊讶地望着我。你难道不知道这儿多缺水吗？不知道水得从井里打上来，装在五加仑汽油罐里，在扁担两头晃晃荡荡地抬着？还有，如果你在冬天洗手（当时是 12 月），手会皴的。“那你可以往手上涂点儿东西啊。”我说。我很得意自己没有建议雪花膏，而是我认为他可以负担得起的东西：“一点儿猪油。”这下他看着我的眼神仿佛在说，如果要说愚昧的话，那愚昧的肯定不是农民们。“就算有猪油，也要省下来过年包饺子。”过年是农民们一年吃一次肉的时候，不是牛排那样整块吃，而是和圆白菜一起剁碎后当饺子馅。就算吃得起，肉也要留给春耕时补充体力用。而春耕到来之前的农闲寒冬，农民们保存体力，用多多睡觉的方式抵抗饥饿，就像冬眠的动物。

十里店村的南门 柯鲁克摄

柯鲁克与伊莎白在十里店期间所借住的人家 柯鲁克摄

我最初不理解的贫穷的另一产物是农民家里又少又小的家具。我奇怪，为什么用这些只有大约四英寸高的小凳子而不用更舒服的椅子呢？村民们耐心地向我解释：做个小凳子更省木料，而木头又少又贵。我 37 岁了，是大学毕业生，多少学过点经济学，却从没考虑过这类问题。农民的房子光线昏暗，窗户上装的不是玻璃而是“草”纸，只比上厕所用的纸稍好一点点。到了晚上光亮来自油“灯”，不是带有长长的玻璃罩子的那种——在旧时那是地主用的，现在是给像我们这样的外国友人用的。农民则在碟子里放上棉籽油，碟子边上伸出一根灯芯，这样的灯芯时不时就需要挑。我们自己偶尔也用这样的灯，不过是奢侈地点两根草芯而已。

伊莎白和村里的孩子们 柯鲁克摄

夜晚农民睡在炕上，炕是用砖垒起来的中空的平台，内部是烟道，烟道的出口上方是高粱秆燃起的小火苗，水在这儿烧，饭在这儿煮。厕所在院子里，是个放了陶瓷缸的五英尺深的坑，让人感觉它可能是阿里巴巴的藏身地。只有地里需要的时候厕所才会被清理，里面的粪被当成肥料运到田里播撒，因此平日坑里的粪总在慢慢升高，蹲在上面时里面的东西有时简直要碰到屁股了。

在“被世世代代以来的负担压弯了腰……背着整个世界的沉重”的生存条件下，现在解放了的农民生活着、劳作着。我曾看见一个十到十二岁的男孩挑着两桶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大摇大摆地走着。“让我试试。”我说。结果水的重量压得我几乎站不起来。还有一次，我们那死了丈夫的房东老太太请我帮她一个忙。她有一些谷子装在一个窄长的口袋里，看上去就像我外婆床上的垫枕。我能帮她背到鹅卵石窄路之上的磨那里去吗？当然，我自信地回答。我弯下腰，费劲地把货物放上肩，一口气站了起来。一粒谷子大概有一颗大头针的平头大小，装袋的时候压得实实的。这袋东西简直是我不能承受之重。尽管当时处于盛年，我仅能跌跌撞撞地走到磨那里去。眼下，近四十年过去了，十里店的三位农民刚刚来访过，带来的礼物中就有一袋小米，他们轻轻松松就搬到我们家厨房里去了。这件礼物让我想起了寡妇老太太的口袋，和另一件事——王文盛，这位在我们目睹的土改复查运动中被新选为村干部的人，曾在一次饥荒中被他父亲以一袋谷子的价格卖给了别人。

即使村里许多妇女都恢复了天足——从幼年开始的缠足直到民主运动到来才被解放（年长妇女的脚还是因缠得太久无法“解放”的“三寸金莲”），因为要下地干活，女人比男人更加苦命。除地里的农活之外她们还承担家务，做饭洗衣，操心孩子，她们往往都生很多孩子，盼望男孩以养儿防老。因为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有的女人生出十来个孩子可能只养活了一个。

正如毛泽东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写，妇女遭受着双重压迫。她们仍在为平等而斗争。“太阳从西边升起”——共产党游击队从太行山而来赶走地主、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前，女人并不被当成人看待。一位妇女曾对我们说：“如果有人到家门口来要见当家的——当然是男人，他会喊：‘有人吗？’假如男人不在，屋里的女人就会说：‘没人。’共产党来之前，我们女人不算人。丈夫脱下鞋来打我们，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在共产党领导我们成立妇女委员会为我们撑腰之前，境况就是如此。”

妇女们在院子里把散开的棉线聚在一起，准备上织布机  柯鲁克摄

在院子里干活的妇女 柯鲁克摄

然而，就在这种贫穷落后、艰辛压抑的环境中，农民们依然保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自尊自重、幽默感、妙语连珠的口才，和我无法比肩的足智多谋。在八个星期的土改复查运动后，每一片土地都需要丈量以确保公平分配。丈量工作用一种叫作“弓”的木质工具完成，它的样子就像一个可延伸至几英尺的大圆规。负责丈量的人大多是曾当过店铺伙计、会用算盘的村民，他们用“弓”沿着每块地的边缘边走边量。然后噼噼啪啪地在算盘上一通拨，就给出了地的面积。自从在乔汀汉上了“扔粉笔老师”的课，我的数学就不怎么好，但乘法我还是会的。于是随丈量员四处走动时我掏出了纸笔，做起了自己的算术。当地是正方形或长方形时，我刚好能跟得上村民们的速度；一遇到这里凸出一块、那里凸出一块的，或是中间有坟堆的地，我就抓瞎了。管丈量的村民们可没有抓瞎。他们总有办法调整角度和周长好让土地的所有者和旁观者都满意，即使对后两者而言最细微的错误也是大事件，他们死死盯着弓和丈量员，仿佛身家性命皆系于此。对这种应用几何我实在无法胜任，很快就把自己的小本，连同自己的骄傲，一起乖乖地收进了口袋里——我的高等教育不过如此。

土改工作队和村民们一起在村庙里开“农会成立大会”

柯鲁克摄

农民们活泼的语言并非全是原创，有一些生动到令我吃惊的说法只不过是老话或谚语，还有一些无疑是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但对我而言它们都新鲜动人，于是我强烈要求翻译不要从英语里找惯有的习语对应，而是照农民说的原话翻译出来。当四个农民共同拥有一头毛驴，他们每人有“一条驴腿”；而对那些做梦都别想能有这样财产的人而言，他们“连一根驴毛都没有”；地主和富农是“老钱袋”；头发呈波浪状的放荡女人有“飞机头”；在饥荒时为了钱和男人上床的人被称为“破鞋”——妓女的同义词；土改前一阶段从地主和富农家没收的财产是“斗争果实”；帮着藏匿财产以防被没收的那些亲戚是“防空洞”；肥沃的地和贫瘠的地分别是“肥地和瘦地”；把土地太多的人的地匀给地太少的人叫作“填窟窿和平土墩儿”；一个容易受到不良影响的人叫作“哪边有坡儿，他就往哪边儿溜”。

即使受到贫穷的限制，农民们依然大方好客。每当我们路过某家进去聊个天，村民总是礼貌地邀请我们坐在小凳或炕上，端来一碗热水——这可是从井里打上来、在炕炉子上烧开的，非常珍贵。我爸爸曾和我谈起“中国的所有茶叶”，而十里店的农民一滴茶也没喝过。

图1：春节期间聚集在李家祠堂门口的村民

图2：春节期间的马戏团表演

图3：老村长王喜堂葬礼上的出殡队伍

图4：乐队表演

我既无意否认农村生活的落后，也不想吹捧农村生活的壮美。毕竟，我从小是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经常觉得我热爱乡村只不过是对从未流过汗的土地的叶公好龙。不过我们在十里店的八个月和在其他中国村庄的短暂停留使我必须否认“愚昧”的存在（我怀疑这个词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德语的正确翻译），以十里店为题材的三本书的写作更加深了我对扛锄头的男男女女的敬重。十里店的时光使我为之后在中国四十年间的种种考验做了准备，即使后来的日子大多是在城市里度过的。

现在，看着当年穿过田地、爬上山坡、漫步于村庄小巷时所拍摄的照片，我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我仿佛望见了山坡上辛劳开垦出的梯田，看到了原始的犁、播种工具和木耙子，看到了驴和骡子拉着的石碾子，牵引着牲口的人身形矮小，坚忍不拔，世世代代以来使用着未曾变革的技术。我又回到了村庙的场院里，土改工作队在全村大会上宣布新土地法，男人们抽着针箍大小的烟袋锅，女人们纺着线或纳着鞋底。我看见了现已故去的村干部们一张张精明的脸，还有因劳作和生育而憔悴、四十岁就被称为“老人”的妇女的脸。我看到了曾经富裕的农民背后缝着的布片，上面羞辱性地写着“斗争对象”，也看到了村庙的场院里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堆在地上或挂在绳上，这些东西在“土改复查”结束时分到了贫农、寡妇和孤儿手中，被他们带回了家。我看到了组成土改工作队的《人民日报》的记者们，他们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成了编辑、政府官员、市委书记。在那之前，他们（伊莎白和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吃小米和红薯，穿土布衣服，住农民家，睡大炕。关于土地改革这场很快席卷全中国并改写了历史的运动，以下便是其中一些图景。有的照片没有收进我们的书里，但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图1：村民围观墙上贴出的阶级划分结果

图2：村干部和土改队员在一起讨论工作

图3：开会的村民（中间一人背后的布片上写着“十里店头等地主付文）

图4：十里店土改工作队部分队员

图5：《人民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

一天，我们穿过田野绕过山岭去冶陶镇，这个小镇是薄一波的办公所在地，薄一波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边区代表。在小镇的外围用芦苇席搭起了巨大的帐篷，足可以容纳数千名从各地来的干部。身穿棉布制服的人从各个方向汇聚过来，我加入了一场关于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好处的谈话里。“这完全取决于机器掌握在谁手里。”我自以为是地评论道。一走进帐篷，伊莎白和我就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就座。而后，薄一波走向讲台的前端，开始讲话——他讲了足足四小时。那是一场带标题和副标题的正式演讲，有着数学定理般的结构。他手里拿着一沓讲稿，然而一眼也不曾看过。在演讲的某个时刻，发言者转向伊莎白和我，礼貌地表示欢迎，带着令人啼笑皆非的微笑谈到中国共产党以往曾多次得到外国同志的建议。我们可没有这样的自负，幸好薄一波清楚地指出，外国同志的建议并非总被采纳。演讲过程中人群曾出现了一阵兴奋的骚动，人们纷纷站起身，伸长了脖子，热烈鼓掌。一个矮小敦实的身影大步流星地走下了过道。这是我对邓小平的第一瞥，时任解放军 129 师政委的他正一路凯歌地向南挺进。

文中提到的薄一波“足足四小时”的演讲的记录（部分）

几周后我们骑上了小心翼翼挑选出来的驯顺的马（尽管有护送者的警告，我还是想方设法策马小跑起来）。我们的目的地是西戍村，这个村子有着巨大的城门和设有射击孔的城墙，名副其实。在那里我们受到了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接待。当年 40 岁的廖承志是中央委员会里的“孩子”，昵称“肥仔”。1948 年时廖承志显然希望我能去新华社工作。得到邀请时我正深深沉浸于写书的计划，不愿意接受。最终这份工作由英国《工人日报》的资深记者阿兰·魏宁顿担任，而我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成了一名教师。

伊莎白在十里店期间的日记

柯鲁克的岳母、伊莎白的母亲饶珍芳女士于1948年5月17日从加拿大写给三个女儿的信，信中最后一段表达了对久不闻音讯的女儿、女婿的深深担忧

不过和薄一波、廖承志这类名人的接触很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混迹于农民和土改工作队里，直到 1948 年 6 月离开十里店。

柯鲁克与伊莎白在华北农村

柯鲁克在太行山上

我们以雨中步行五英里的方式结束了在村子里度过的意义重大的几个月，走向河谷下方的窄轨火车站。我坚持在自己肩上扛了一个沉重的芦苇席，这个卷成五英尺长的圆柱形属于十里店接待站。农村生活教会了我节俭和尊重公物，这将伴随我今后几十年的生活。窄轨火车把我们带到了武安县。在县城短暂停留后我们把行李搬上骡车，开始向一百五十多英里外的石家庄进发，这座城当时有二十万人口，是长城以南已解放的最大的城市。我们的农村生活，我们心想，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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